没有叫成“邓小平市”的深圳 还能成为伟大城市吗

没有叫成“邓小平市”的深圳 还能成为伟大城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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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彼得堡比想象的更开阔、更斑斓。涅瓦河上的落日,是成群的。海关比传说中更有效率。没有人刁难,更没有人讹钱。但边防人员阴郁的眼神,总让人有些不快。

  仔细想想,我们都没有真正喜欢过对方,也便释然。这个被强烈的弥赛亚救世信念支配的族群,自我折磨,自我痛苦,与我们这个善于在灰色地带运行的族群,很难彼此相洽。更何况,他们强取豪夺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而在他们最艰难的转轨时分,我们则用劣质商品伤害过他们。他们对东方的警惕,犹如他们对西方的怀疑,紧张感与生俱来。

  俄国国徽上的双头鹰,就是一头面向东方,一头面向西方,这种两面性,这种纠结,永无止息。

  他们一度通过圣彼得堡打开了通往欧洲的大门。这座波罗的海边的北方首都,是俄罗斯演化为欧洲国家的标志,是中世纪俄罗斯与近现代俄罗斯的分界点。当然,俄国人对新首都鲜明的欧洲主义态度不一,很多人不能接受这座在夺来的芬兰沼泽上建造的、好像快要没入水中的大城,因为它虽然富丽,却没有深固的俄罗斯根源。

  “相对欧洲和俄罗斯的标准而言,圣彼得堡还比较年轻。但它的历史却引人入胜。”当地人这样介绍自己。的确,它虽然只有三百年历史,却城头变幻大王旗,积压了几个时代的重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改名为彼得格勒,1924年至1991年,它叫做列宁格勒。

  这是一座在很短的时间中、在数万人的头骨上堆筑而成的城市,是彼得一世急于“赶上西方”的强制现代化的产物。他以霹雳手段推行自己的富国强兵计划,目标得以基本实现。但是这种“器”的层面的现代化,增强了俄国专制集团的实力,开启了俄罗斯专制主义的传统,而专制统治与暴力革命,又从来都是互为反制、相伴相生。从此之后,俄国历史上的所有革命——包括十月革命——都从这个城市开始。以强权追求强大,甚至以暴力建立天堂,几乎沉淀为俄罗斯的民族基因。

  这种不计社会成本的现代化,这种彼得一世强加给俄罗斯的欧洲化,终究是一种生硬的嫁接,它降低了交易费用,却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二元对立。亨廷顿称俄罗斯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它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应当加入西方,还是应当向西方挑战。圣彼得堡其实也是一座无所适从、难以认知的城市——它是俄罗斯的“西方”,但对真正的西方满腹狐疑;它诞生过无数让西方世界为之着迷的文学家、作曲家、建筑家,但也是令西方不安的“俄罗斯的拯救者”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故乡。

  在普京的总统办公室里,悬挂着彼得大帝的画像。但是,他并非要像彼得大帝那样带领俄罗斯融入西方世界。他只是希望通过彼得大帝式的威权手段,让俄罗斯重返国际大国行列。而梅德韦杰夫则希望实现中国式的“腾飞”。

  据说,邓小平甚至是梅德韦杰夫的思想导师,他认为,邓小平的成功证明了一个大国崛起时最重要的是保证政治和社会稳定,任何不稳定的暗示,都会分散民众的努力,使他们的注意力远离主要目标,进而使改革遭到失败。在梅德韦杰夫的书房里,收藏了许多有关邓小平的书,在与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交谈时,他会如数家珍地谈论邓小平的改革案例。

  很多人将邓小平的改革与彼得大帝的改革相比较。在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中,也有一座地位显赫的城市——深圳。它原来是毗邻香港的一个小渔村,邓小平为它颁发了一个特许身份证,使其迅速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动机。它的港口密密麻麻的停泊着塞满玩具、服装、电子产品的集装箱货船,它光鲜亮丽的城市景象令人骄傲。后来,一些人甚至建议将深圳命名为“邓小平市”,他们认为,对于邓小平发动的波澜壮阔的改革来说,没有比“邓小平市”更合适的记载器了。这是一座依靠经济特权和优惠政策建成的“巴别塔”,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纪念碑。

  而在“后邓小平时代”,深圳的经济特权丧失殆尽,在普惠制之后怎样“办好特区”,已经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深圳上下奔走呼号,希望中央给深圳更多的特殊政策,但其他地区则认为,深圳已经优先发展起来了,它不能继续躺在特权之上做一个机会主义城市,它必须改掉向中央政府要政策、要特权的习惯。

  多年以来,大家为这座城市真是“操碎了心”。

  在标准排名发布的“2015中国重点城市包容度排行榜”中,深圳名列第二,当选为中国最博大包容的城市,入围理由是:深圳净流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接近70%,胸怀天下,吐纳四方。

  这个“包容”问题,也是关于深圳发展的一大命门。

  在中国的大城市中,深圳外来人口占比最多,不可谓不“包容”。但是即便这样的“包容之城”,当年也发生过针对外来人口的“梳理行动”。梳理行动所涉及到的流动人口在百万以上,相当于迁移一座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力度与规模之大,闻所未闻。

  对于城市执政者说,外来人口一直是一柄双刃剑。在深圳数百万暂住人口之中,进城农民是一个最为庞大的群体,他们往往居住在城乡结合带、棚户区和“城中村”,形成了大面积的违章建筑(无房契和地契),城市贫民、生活污染、城市犯罪、义务教育空洞化等问题日趋严重,城市化与贫困化同时发生和发展,表现出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典型特征,看上去,这与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的目标相去甚远。

  而社会舆论则普遍认为,深圳的城市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的进城农民群体,他们作为剩余的劳动大军压抑着就业人口的工资水平,维持着较低的劳动成本,同时他们的有效需求又拉动了深圳第三产业的发展。实际上,许多企业往往在农民工成为熟练工之前就被“换员增效”。梳理、屏蔽掉这个移民群体,深圳一定会元气大伤。

  尽管批评不断,但发展战略既定,深圳的“包容性”终究还是有所下降。当年的“梳理行动”只是案例之一。近年深圳房价飙升,进一步推高了生活成本,阻遏了部分外来人口的求生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另一种“梳理行动”。长久来看,过高的房价将伤害深圳的城市活力,降低其包容性,值得深圳警醒。

  如今的深圳,面对着如何突破土地利用门槛和如何进行高水准的规划问题,说到底,就是在一个十分有限的空间里,如何创造出综合、多功能、高档、文明和富有人性的城市。

  其实,深圳在出生之初,就担负着政治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使命,它的DNA应该是双螺旋的。只是多年下来,深圳的实验功能似乎只体现在经济领域。深圳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那么,深圳应该如何完成特区未竞事业?深圳的朋友说,这需要大手笔与大智慧,一般的政治家,是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的。

  当地一位官方智库负责人问:“如果小平还在,他将会怎样规划深圳?”

  这真是一个吊诡。俄罗斯的强大,需要新的彼得大帝,而深圳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权威的再现——中俄两国虽然有着巨大的文化鸿沟,但在这个逻辑层面上,却有着一些奇特的共识。

  我问那个陪同我们的俄罗斯女导游,你知道深圳吗?我觉得圣彼得堡在某些方面很像我们的深圳。

  这个女导游是个中国通,到过中国很多地方。她用熟练的中文说,我不喜欢深圳,我喜欢东莞,哈,东莞是一座伟大的城市。

  说完一脸坏笑。


 

      http://news.sohu.com/20160107/n4337253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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